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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见贾平凹 问有无新作品(图)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0年06月09日 22:55:06

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见贾平凹 问有无新作品(图)

  贾平凹

很少有人像贾平凹一样,单纯因为写作而获得如此大的名气,况且在20年前,他就已经盛名傍身却也毁誉参半。他的作品一直关注着转型期的中国,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直面当下,都是如此。这一次他的新作《老生》仍然写了中国四个重要的转型期,写出了那些时代转轨背后的变换与无常

这段时间,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的主要工作是开会。

10月15日这一天,贾平凹要去鲁迅文学院举办的“文学陕军新梯队”小说研讨会,“这几年省作协一直在抓年轻人的创作,这次有八个陕西青年作家集体亮相”。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从西安来北京的路上,他被通知还有个更重要的中央会议要他参加。“也不知道什么会,反正是文艺方面的会。我还以为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会,或者是个通气会。”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通知时间特别紧张,就去了。”

10月14日到京,他只能跟鲁迅文学院那边说,他得去后面这个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第二天去了,“才知道习近平要到人民大会堂作重要讲话”。那就是日后广为人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有72位全国文艺工作者。

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与大家握手,到贾平凹这里时问他“有没有新作?”贾平凹说,“我刚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长篇小说。”习近平说:“好啊。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

10月下旬,贾平凹还得忙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这本新书的发布会,并接受媒体的轮番采访,随后又得回西安忙其他会议。

“解放前、土改、‘文革’前后、改革开放。”点上香烟,贾平凹坐在下榻的宾馆房里谈起《老生》里的四个故事,“这四个阶段基本上是社会转型期,像路在拐弯处,容易发生很多事情,车过来要开小心一点,不然容易翻车。”

当代社会转型为贾平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给作家提出了很大的担当”,他不断书写农村的人和事,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这个时代是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作为受争议的当代作家,他自己也处于转型社会当中,贾平凹的写作与生活也在那座“城堡”之中。

他是“著名的病人”,同时也试探着时代的病脉。

开会

因为写小说,贾平凹经历过被批判,也拿过不少文学奖项。他爱收藏,在西安的工作室“上书房”里摆满各种石头,他爱画画和书法,也明码标价卖过字画。但对于这段时间的“主业”开会,其实他“哪儿都不想去”,但作为领导,他不得不去。

比如这一次的“文艺座谈会”。“开头要安排七个人发言,我后来从七个人的发言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该说啥,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么样地说了几句。大家主要听总书记说啥。”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说点啥,也不能很高兴地说‘哎呀,你还看我的东西’之类的,只能说谢谢了。说几句就过去,七十多人被你一人说过去那就把事件耽搁了。”他说。当然,和谁说话,他都是说陕西话,他不会说普通话。

“我努力学过普通话,舌头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溜过的味儿。普通人才说普通话,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他曾在散文《说话》中提到。

开完中央的文艺座谈会,贾平凹当天坐动车回西安,列车员还找他要签名。贾平凹回到西安后,在省作协也召开了学习文艺座谈讲话的会议,“两个时期的两位领袖讲到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许是产生好作品、大作品的最基本条件。”

然后,他还得再次返回北京,参加24日、25日在北师大举办的“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事实上,10月24日在上海举办的“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研讨会也邀请了贾平凹。

“后面这个最早跟我说的,我都答应要去,但后来莫言又通知我。”贾平凹说,“为啥莫言这个会我必须参加,因为我是北师大的驻校作家。再一个,我和莫言个人关系比较好,开会我不来也不好。”在北京,还有他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中间只隔两天,“如果去一趟上海再回来太劳累”。这就是如今,作家贾平凹每日生活的常态。

上海那个会这也是作家熟人叫去,没啥任务就是聚一聚,到嘉兴去转一两天。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出来。但是这样吧,也有它的弊病,能专心写一些东西,慢慢就不会交往了,我觉得也不好。后来吧,你不来不行了,比如说我是陕西作协主席,你不来不像话吗,失责任呐。”

“有时就得逼着你出来,实际上按我这个心性,我哪儿都不去。”贾平凹又补充说。

“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