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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文学》看“十七年”文学政治图谱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14日 10:57:57

  “这就像沈从文说的,以前是‘思的年代’,现在是‘信的年代’。”李红强感慨说,“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给他最 大的印象是“看不到个人的血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包含《我的叔父死了》在内的《诗七首》,是诗人穆旦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

  发表的情形堪称奇特。在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沉寂多年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 作家们–––––沈从文、周作人、穆旦、宗璞、汪静之等“集体复出”,纷纷发表作品,有的还成为当期散文、诗歌栏目的 “头题”。这期杂志被称为“革新特大号”。

  《人民文学》作为当时全国文协下属的权威刊物,具有超乎文学范畴的意义,登上这一平台无异重新获得了官方的认 可。其时正逢中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鼓励大胆“鸣放”,沈从文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成为中国文艺界热 烈“鸣放”的符号,一时惊动海内外。

  但油墨未干,“鸣放”浪潮已转成“反右”运动。那期“革新特大号”遂成“毒草专号”,《人民文学》不得不滑稽 又狼狈地在紧接着的8月号扭转态度,开篇文章就刊登了叶圣陶的《右派分子与人民为敌》。

  此前被组织来的“鸣放者”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接踵而来的劫难自此开始。《诗七首》就此成为穆旦在1949 -1978年间的绝唱。

  “《人民文学》是中国文学第一刊,在‘十七年’时期(1949-1966),它既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演示台,也 是文学运动的晴雨表。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就是整个当代文学的缩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白烨说。

  2009年底,《人民文学十七年》一书面市,通过梳理《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时期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当时发 生在该刊物上的一系列文学事件对整个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表示,希望借此“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是怎 么被炮制出来的,又如何形成了今天的状况。”

  与重要政治时事亦步亦趋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创刊,是新中国文学第一刊。它的权威性在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创刊时毛泽东亲 笔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时任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刊名。时任文化部部长、文联副主席茅盾任杂志主编,副主编为 著名诗人艾青。

  它的“中央级”地位如此稳固,以至往往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后,一位作家才被认为在中国文坛站稳脚跟, 才会成为全国性的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夜成名,乃至引起毛泽东重视,便是一例。

  某一类文学形式也会因为《人民文学》的肯定和转载而风靡全国。1958年初,老舍发表评论《大家都来写小小说 》,《人民文学》在当年4月转载,并在1958年11月号一次登载了19篇小小说。在这样的提倡下,作家们陆续加入进 来,刘白羽在《人民文学》推出《踏着晨光的人们》,诗人郭小川也发表了三篇短小精悍的作品。小小说一时成为重要的文艺 样式。

  “在‘十七年’的文学历史里,《人民文学》杂志作为最权威最主流的杂志,把握了它的历史就相当于把握了当时文 学生态的主流。”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现任主编李敬泽说。

  这种“主流”首先体现在与重要政治时事的亦步亦趋上:几乎共和国的每一次重要政治活动、重大事件和节日,在这 份杂志上都有直观的反映。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人民文学》创刊号刊载《震动世界的十日》、《中苏团结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最 伟大的节日》等红色文章;1954年新宪法公布,杂志在7月号刊载了老舍、曹禺、冰心、郑振铎、臧克家等党外作家欢呼 性的文章。

  “每年的五一、八一、十一自然不在话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毛泽东发表《实践论》、《人民日报》号召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一次《人民文学》不召集作家写文章呼应的。” 《人民文学十七年》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介绍 说。

  在内容选择方面,以“不仅要反映世界还要改变世界”雄心自居的《人民文学》,更是要照顾到每一个题材的平衡。

  “‘十七年’期间,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工业题材的作品相对缺乏。既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种状 况显然不能接受。”所以,李红强说,他在梳理“十七年”间所有《人民文学》杂志时发现,但凡涉及工业题材的作品都会刊 登在首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