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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将“女性”作为方法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1年09月13日 20:36:18

贺桂梅:将“女性”作为方法

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左起为朴贞姬、戴锦华、曹文轩、洪子诚、赵祖谟、贺桂梅。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贺桂梅:将“女性”作为方法

贺桂梅 1970年生,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教授,2015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著有《“新启蒙”知识档案》《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一篇。受访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

女性话题,不是单一的性别话题

新京报:你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提到,“‘身为女性’这一身份和经验本身,决定着我与性别研究之间牵连不断的关联”。能具体展开讲一讲吗?

贺桂梅:我一直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特别丰富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比如说我既是一个女性,同时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也是一个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所有男性学者谈的问题,我都应该可以参与进去。但当时我的感受是,如果我特别接受别人给我的女性标签,就意味着我好像没有能力谈那些男性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所以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格局不受到女性学者身份的限制。当然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我作为一个女性的生活经验、情感的原动力,以及判断问题的方式肯定会和男性学者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毕竟性别身份是一个社会身份,它制约着每个个体的男性或女性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方式。

还有另一种偏见,你是女性,所以你做的历史研究或文学史研究,就应该和男性研究者的不一样。人们说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应该是感性的、柔和的,带有抒情气息的。但我的研究就特别理性,为什么女性学者就不能理性呢?

从这点上来说,我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所有主张。就人能够达到的思考能力和思考的宽度而言,性别身份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限制。

新京报:近年来,我们也看到新一波女性话题的热潮。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发掘、对于父权制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反思、关于婚姻、家庭等性别政治问题的纷争,以及关于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等。你如何看待当下这些纷繁的女性话题?

贺桂梅:如果我们可以将最近这几年的女性话题热称之为新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它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关系基本可以被描述为“理论的失忆”。对于参与这波讨论的年轻人,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热潮。所以她们其实还是赤膊上阵,从各自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谈论性别话题,而缺少理论的追溯和进一步的探索。

我觉得和之前两波女性话题思潮最大的不同是,最近这些女性话题的热潮是女性自发推动的,大家希望对女性的生活、工作和家庭等场域中的遭遇做出理性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参与群体多是80后和90后。

为什么这一代尤其关注性别问题?这也有一些可以分析的社会性原因。首要的原因是80后和90后大都是独生子女,在核心家庭里长大,她们成长过程中性别身份的彰显没有那么明显。对她们来说,要求性别平等是一件天然的事情。这是前提。

这一代人之所以感到不满,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她们进入社会,切身感受到女性身份带来的压抑以及女性身份和自我期许之间的冲突。同时,她们回看母亲这一辈时,会生发出更大的不满。因为她们的母亲所生活的年代,是实质性的性别不平等的时期。很多人都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父亲长期缺席。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的女性话题热潮也是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是有内发力的社会性需要。同时,它可以展开的空间也是相对广阔的,可以演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新京报:无论是这种“前三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是90年代的女性热,它们都有各自的优长和短板。对于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思潮,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