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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胡适的“终身大事”(图)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0年07月31日 13:09:39

黄维樑

 

黄维樑


  胡适提倡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学术兴趣广泛,一生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教育学诸领域成就不凡。他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最高研究机构的首长。胡适几乎什么方面都“适”连政治也“适”,有其舞台。据说1939年他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研究在台湾已有逾半个世纪的历史;海峡的对岸,近十多年来也兴起了对这位安徽学者的研究热。在胡适研究热中,他的爱情与婚姻,也是热点。例如,史学家余英时在细心探索后,写过长文,侦探一般查察他与两位美国女友的婚外情谊。

  胡适这位学者一生的诸般情,离不开文学情;新文学的提倡和写作,是他极重要的生命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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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八事入手改良文学

  中国的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胡适和陈独秀是文学改革的主要人物。胡适在1910年到美国留学,已开始思考如何改良中国文学的问题。他曾用白话写诗,而且和几个留美的同学讨论诗的语言,主张用活的语言,也就是用白话。胡适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7年1月号。他认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主张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以白话为正宗,以“实写今日社会的情状”。胡适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多年轻知识分子的注意。后来,胡适自己把“八事”略作修改,第一、三、五条都改为否定语气,变成“不做言之无物之文字”、“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用套语烂调”,于是有所谓“八不主义”。“八事”和“八不主义”的次序稍有不同。

  胡适的见解比较温和,《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一个月,陈独秀在同一杂志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从“改良”到“革命”,可见陈独秀主张甚为激烈。陈氏的口号如下: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要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旗帜鲜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主要论及文学的语言和技巧;陈独秀这里则多论及文学的内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总是要破旧立新,所提出的主张和口号,难免会偏激。陈独秀的口号正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尽管有雕琢、艰涩的作品,但写实性强、社会性强的也有很多。站在严格的学术立场来说,陈独秀的讲法是有毛病的。又例如,当时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子思想,以及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传统。儒家的思想,虽然有其不合时宜之处;但是,把中国近代的积弱归咎于孔子,并不公平。孔子重人伦,主张仁义,这些思想是久而弥新的。

  胡、陈“揭竿起义”,有不少人响应他们。钱玄同、刘半农等认为白话文一定会取代文言文,又猛烈地批判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所谓“桐城”,指桐城派的古文,“选学”指《文选》之学;这些都是古代文学的一些代表。提倡白话文的人,用“谬种”、“妖孽”来形容,表示他们的憎恶,誓要和古代文学决裂。

  2

  文学改良催生新诗新剧

  文学革命获得颇多知识分子的支持,新的作品纷纷出现。1918年1月的《新青年》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九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1920年1月,由新诗社编辑的《新诗集(第一编)》出版,此为第一本新诗合集。3月,胡适出版了他的《尝试集》,此为第一本个人白话诗集。第一批新诗,正如胡适自己所写的:“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

  在话剧方面,现代文学最早的剧本是胡适的《终身大事》,于1919年3月发表。先是在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推出《易卜生专号》。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是欧洲著名的剧作家。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针砭时弊、改造社会人生,是易卜生主义的要旨。易卜生的重要作品,如《玩偶家庭》、《国民公敌》等,都被翻译介绍过来。易卜生主义成为当时知识界流行的话题,乃有翌年胡适根据这种易卜生精神编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发表于易卜生主义的高潮中,很受注意,产生相当的影响。“五四”前后,有所谓“问题小说”,《终身大事》则是“问题剧”,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对婚姻自由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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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善固执”开创文学新局面

  新文学诞生的背景,可分为几方面来说。第一,是社会时代的需要。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国弱民困,外国力量入侵,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知识分子把当前中国的穷困,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改革”、“打倒”传统文化的呼声,十分响亮。中国传统的文学,也在打倒之列。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张用白话文来写作,这样才便于一般识字的平民来阅读。

  第二,是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鲁迅说:“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西方文学在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新的面貌,有各种主义和流派。五四时期的作家,从西方的现实(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吸收了许多营养。现实主义强调写民间疾苦,得到当时感时忧国的作家之认同。浪漫主义强调豪情壮志,当时一些富理想精神的作家,从它得到了鼓舞。象征主义提供了新的艺术风格,当时较有唯美色彩的作家,以为发现了文学的新天地。

  第三,是文学本身的要求。文学艺术贵在创新。五四时期的作家,如果不在题材上、技巧上创新,是很难、甚至不能超越古人的。

  第四,是先驱者的努力。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在思索“诗国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以后的诗歌,如果不用口语,不用活的文字,就没有前途。胡适和他的朋友梅光迪、任鸿隽等书信来往,讨论此事。朋友们不同意他的主张,但他坚信自己看法正确。1917年,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来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鼓吹自己文学改革的主张。他身体力行,在诗歌和话剧方面,写出了白话的作品,开一代的新风气。当时守旧的力量向他攻击,而胡适“择善固执”,加上其他人的努力,终于为文学开创了新的局面。

  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到现在,还不到百年,在整个中国二、三千年的文学史中,是很短的。不过,中国的新文学,或者说近百年来的中华文学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以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中文文学,作品非常丰富。

  胡适一生的贡献有多项,文学应是最重要的一项。他的白话诗尝试,成品未臻至境;他贬抑古代诗文的说法,也嫌偏激。不过,没有他的革新性主张、他的创意、他的先驱精神、他和文化同志们发挥的影响力,现在中国的文学的面貌,一定不尽相同。在纪念胡适120年诞辰之时,我们不能忘记文学这件胡适的“终身大事”。

  (本文作者系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台湾佛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