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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0年07月31日 01:20:00

我们曾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隆重推介过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下简称《哈佛版文学史》),独家首发了王德威教授的长篇序言《“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还邀请了丁帆教授、陈思和教授、陈晓明教授、王尧教授等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对《“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进行回应,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当然,彼时的讨论主要围绕的是王德威序言,如今《哈佛版文学史》出版已逾两年,中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译版的出版指日可待。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哈佛版文学史》中译本的付梓,势必将在中文世界激发出更多的对话空间和更大的学术能量。我们征得主编王德威教授和出版方“理想国”的授权同意,从已经定稿的篇目,选择了几篇在此提前刊发,虽然相较于原著一百六十多篇的篇幅,不过是管中窥豹,但相比于理论性较强的序言,这几篇选文无疑能帮助我们更为直观地领略到这部文学史新著的魅力。

本期的选文只是尝鼎一脔,希望能帮助读者看出《哈佛版文学史》不一样的形态,从多重缘起到非文学文本,从晚明到当代,《哈佛版文学史》无疑重构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认知。从全书目录来看,编者的用心与大胆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然而我并不希望因此便引出《哈佛版文学史》的写法更为“先进”,而过往的文学史都可以被抛诸脑后的结论。相反,我认为《哈佛版文学史》最大的特征便在于它的实验性,在于对文学史书写中已经固化的东西的反思,对其中隐而不彰的限制和压抑的体认,召唤的是不断省察和挑战。它不只提供名不见经传的奇闻轶事,而是展现无数可以被不断填补和扩充的文学史空间。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李奭学

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

(《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

1635年】

杨廷筠以"文学"二字定义"literature"

【1932年·1934年】

周作人与嵇文甫将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追溯至晚明。

“文学”一词今天用以翻译“literature”,其现代意义的登场,并非出于清末文学改良论者康有为(1858—1927)与梁启超(1873—1929)的论战著作,也不在“五四”运动(1919)现代化的革命大旗上。19、20世纪之交,“现代”文学已成为流行口号。然而,在此之前已浮现多个试图一新中国文学面貌的契机。其一可追溯至17世纪初,杨廷筠(1562—1627)宗教宣传册子《代疑续编》的成书。杨出生于虔诚的佛教家庭,科第甲于武林,历任督学、御史及京兆少府等,家乡杭州为明朝(1368—1644)繁盛的文化中心。1611年,他目睹两位耶稣会士为友人父亲施行天主教临终祈祷后,深受感动,改宗天主教,余生以文字论辩劝世人改信天主。1635年,《代疑续编》于杨廷筠身后问世,当中以“文学”指称诗文、史书、论说,包括古代圣贤格言等文字艺术,概念相当于英语语汇“literature”。

《代疑续编》一书延续中国历史上“文学”一词的既有用法,但又戏剧性地开拓了它的含义。“文学”最早出现于《论语》,是孔门四科之一。“文学”指的是将儒家典籍学问融入个人言行举止的修为。嗣后的年代,“文学”实践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领域中。“文”在古典脉络里有多重意义:从文章大业到斯文修养,从宇宙“人文”“天文”的彰显到文化教育的具体作为,从审美经验到童蒙规训,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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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思潮剧变,其中涉及的诸多论题,都可汇总于“文学”的广大意涵下。思想家李贽(1527—1602)挑战新儒学正统,号召“放言高论”的自由表达。袁宏道(1568—1610)则通过抒写个人感受的诗歌,反对拟古派的文学审美。其他包括徐渭(1521—1593)、凌蒙初(1580—1644)以及冯梦龙(1574—1645)在内的作家或编书家,都在长久以来备受排挤的小说与戏剧文类中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可被视为文学现代化的先驱。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创新是对晚明社会经济动荡,外来传教文化的出现,以及儒家思想的激进个人主义转向。